【人文▪集粹】人闲桂花落——第一届风秦上塘文学奖获奖作品展之三

作者/袁嘉琳

初晓时分下了一场小雨，阶前的桂花积了一地，重重叠叠。清早初秋的凉风吹拂着桂花里的草木，窸窣作响。日光熹微，落在青石板上，明净如积水。不知从哪儿传来啁啾的鸟鸣，一声高，一声低，此起彼伏。

葛宝仪弯腰在桂花树下，两手抓着笤帚，正一点一点将地上的落花扫到一块儿。竹条拂过石板面，发出沙沙的声音，像风穿过林海。

倏忽一阵风起，裹挟着桂花馥郁的甜香与雨后独有的泥土的气息，吹得葛宝仪不由得拢紧了外套。她停下脚步，拄着笤帚，缓缓地仰头，看着半空中簌簌飘落的桂花，然后怔了很久。

入秋了啊。

她喃喃着。

其实上塘已经入秋了很久。阳光一寸寸变得柔软而干爽，桂花树在沁凉的空气中一点点染上金黄，黄昏时候，鸟迁徙的身影就像水墨画，穿过白昼与夜晚的分界线，安宁且分明——一切都恰到好处的呼应着，唯独葛宝仪固执地认为它们属于秋天，但并不代表秋天。

其实葛宝仪比谁都要期待秋天的到来。她从某一天开始就在盼望着秋天，但她始终觉得，秋天是在那一刻忽然降临的，就像一阵桂花雨落在她的头顶，一如许多年前她第一次踏入桂花里。

桂花里是上塘镇的一处弄堂，不大，位于上塘河畔，初建约是民国，常年聚居形成如今的规模。地方志中对它的记叙一笔带过，大约因为确实没什么好写的。

和历史悠久的上塘河相比，桂花里实在算不上古老；但在上塘镇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一众建筑中，桂花里显得尤其格格不入。

后来的人们看到关于那时桂花里的照片，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两件事——冷峻分明的对比与黯淡杂乱的色调。那种低饱和度的画面里天空总是灰色，工厂的烟囱高耸入云，世界像是回到默片时代，带着某种慢镜头的灰色幽默。很难说是摄影师有意为之还是本就如此，因为眼睛和记忆同样具有欺骗性——

比如，葛宝仪意识到秋天来临的那个清晨，熟悉而不真实。一场细雨冲淡了太阳常年赋予桂花里的过于浓郁的色彩，于是一切都显得轻盈，明净与澄澈中透着脆弱感，像易碎的琉璃瓦片，折射出敏感纤柔的光彩，和记忆中的桂花里形成错位的重影。

杜太太见到葛宝仪时，葛宝仪正扶着笤帚，望着桂花树出神。杜太太连唤了三声，葛宝仪方才如梦初醒般地回过神，朝杜太太的方向看去。

杜太太推着轮椅上的杜老师，走得很慢，在和煦的朝阳下，就像两尊海边的雕像，安宁祥和。

杜太太说杜老师今早难得清醒，却非要去看上塘河。葛宝仪礼貌地微笑着。

不知道上塘河有什么好看的，杜太太看了看杜先生——他正眯眼小憩——顿了顿，又转头对葛宝仪道，等到了河边，我推着他走啊，走啊，到一处，他就说，啊呀这里我小时候游过水的，那边我和张家阿哥一起玩过的……

葛宝仪瞥了一眼杜老师，就像杜太太说的，杜老师今早的精神似乎格外好。他看见了葛宝仪，并在认出她的那一刻像个孩子似的笑起来，露出他黢黄的牙。

葛宝仪扶着笤帚弯下腰，凑到杜老师面前，问，杜老师，你还记得我不？

杜老师咧嘴笑着点了点头，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葛宝仪凑近听，才听清楚，他说的是，你的桂花酒，好喝。

葛宝仪笑了。

秋天到了吧？今年还能不能喝到你的酒哇？

好噢。今年我做了酒，一定第一个请杜老师喝。

杜太太盯着葛宝仪。注意到杜太太的目光，葛宝仪抬眼冲她笑了笑，杜太太也牵起嘴角，不好意思地回以微笑。

目送杜太太推着杜老师的身影消失在桂花里的转角，葛宝仪转身，看见桂花树下满地的落花。

是到了酿桂花酒的时节啊。她想。

她已经好多年没酿过桂花酒了。

六点半，城市开始苏醒。说着各样口音的工人们大声嚷笑着经过桂花里，他们身后有汽车的鸣笛、引擎的嗡鸣、车铃的回响，轱辘的声音则属于那些为了生计而走街串巷的流动摊贩们。他们就像一阵陆风，在穿过桂花里的时候扬起城市的尘埃，最后隐入人海。

葛宝仪从地上的水洼中窥见她和柳如观的身影。柳如观的衣着很打眼，在水中倒影就像晕染开的水彩画。那件紫色毛衣是柳如观自己织的，柳如观很喜欢；外面披着的海蓝色外套则是丝联厂二十年前的工装。工装最上面颜色各异的三枚扣子是原先扣子掉了之后补上的，但很少会被系上，就像游离在队伍之外，不合群的候鸟。

柳如观的菜篮里已经积了许多东西，但她的目光很快便又被路边的上海青所吸引。摊主是个中年女人，热情地吆喝叫卖，脚跟旁的摊位上摆了很多绿色的新鲜蔬菜，在萧条的日子里显得格外青翠。

葛宝仪想起来，十来年前，翠绿饱满的小青菜还是稀罕物，因为不易养活，往往还在嫩芽时便被摘了下来，也没有“上海青”“苏州青”这般好听的名字，一律都是“鸡毛菜”。那一刻她从几个名字的轮廓中看见时光流逝的痕迹。那些名字不知不觉地交替，在无数个春秋，悄无声息，成为她的航线，白色尾迹，翻涌天空和雨水的可能。

杭州的秋天不短，但它过的太快，以至于模糊了边界。没有慢慢退火，没有慢慢起风，没有慢慢等树叶变黄，只是忽然吹来一阵充盈着桂花香甜的风，满地的落叶像一阵漩涡，让人辨不清方向。再回过神来时，冬天已然降临。白昼更早地落幕，路灯在黑夜蚕食最后一点光明前亮起，明亮的光晕如涟漪一般向外荡漾开去，像是被放大的雪花。葛宝仪觉得那样的雪花最衬冬天，杭州的冬天。杭州的冬天很冷，但不下北方的那种大雪——葛宝仪从未去过北方，不知道北方的雪花和杭州的雪花是否一样。但她小时在书上读过，北地的雪，纷纷洒洒，就像漫天扬起的柳絮。

秋末冬初，院中的桂花大多落了，只是每天清早树下又会积一些落花。葛宝仪每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落花扫到畚斗中。打扫落花的时候，葛宝仪总是会忍不住想起酿酒的事。今年最好的酿酒时节已经过了，现在的桂花太老、太涩，她的手艺已经生疏……

中午时分，杜太太会推着杜先生出来晒晒太阳。杜老师人生得很高大，即便蜷缩在轮椅中也是如此，只是他年轻时由肌肉塑造的形象只剩下了骨架来支撑，像是一具将要散架的钢铁塑像。杜太太微笑着和葛宝仪问好，杜先生有时也会抬起头，挤出一个笑容。葛宝仪不知道他有没有认出她来。

临近年底，杜家的独生子从上海回来了。绿色的出租车停在桂花里的入口，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从车上下来，留着低调的背头，修身的西装和尖角的皮鞋让他的每一步看起来都像在雀跃。柳如观满眼羡慕地看着拎着大包小包礼品的上海青年，眼神有些发呆，却是放着光的，像是一汪很浅的湖水，一眼就看得到底，在风拂过水面的那一刻泛起漂亮的涟漪。杜家的青年礼貌地微笑，柳如观一时失语，只是傻笑着和他问好。柳如观笑起来的时候，满脸的肌肉都簇拥到她的两颊，鼓起来的两颊就像仓鼠的颊囊，带着某种憨厚的慈祥。

柳如观和葛宝仪说，小杜一定是来接他爸妈去上海享清福的。杜老师真是好福气啊。

听柳如观说这些话时，葛宝仪正在补那件藏青色大衣，一针一线，缝得很用心。

葛宝仪是在箱底发现的那件大衣。她当时一眼就认出了它。大衣很新，就是袖口被老鼠咬破了个洞，不过，她想自己应该能补好——

那个想法悄无声息地出现，就像蜻蜓低飞点过水面，迅速而安然。葛宝仪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想要去修补这件大衣，虽然她并不反感。她只是并不觉得自己还会有穿上它的机会。她太老了，这个年纪的老人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就有了确定的形象，而任何多余的元素都会显得格格不入。久远的岁月如同琥珀一般，赋予她们威望，也将她们封印。

停顿片刻，葛宝仪道，你也很有福气啊，两个女儿，那么能干，又那么孝顺，都在杭州，离你也近。

柳如观笑着转过头去，对着西风，喃喃道：好是好呀，可惜终归不是城里人噢。

葛宝仪透过她的老花镜片看着柳如观，风吹过她们之间的间隙，带着微凉的寒意。年岁的增长模糊的不仅仅是记忆的边界。从前她常常觉得年龄是人身上与生俱来的烙印——儿时以为每一岁的孩子与大人都泾渭分明，分属两个种别；十八九岁时也觉得自己与三十岁的青年会是两幅模样；等到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便觉得都没什么不同了。

葛宝仪看着柳如观，岁月的流逝确实在她身上留下了某种烙印，却和年龄无关。她已经过了开怀大笑的年纪，柳如观亦然。她们说话的时候，眼睛都不自觉眯起，像是笑眼的弧度，又或许只是视力衰退所致。而没有经历过衰老的人们怀着美好的天真，将她们称为慈眉善目。                                

其实柳如观要比葛宝仪年轻很多。葛宝仪生在桂花里，长在桂花里，三十来岁时赶上私房改造，父亲留给她的房子一半做了经租房，于是为了适应小得多的房间，她不得不舍弃很多东西——儿时在上塘河边拾到的青色鹅卵石，破损了一只翅膀的墨纸风筝，泛黄的识字课本……到后来，关于二十岁前的物件，她只留下了几张单薄的相片。那上面有她、父亲、母亲。那时候她想，哪怕等她很老很老了，她也定然不会忘记这些相片。

柳如观正是在那时搬进桂花里的，从此一住便是好多年。转眼间，桂花里的人家走的走，搬的搬，只剩下了几户人家，守着老房子，聊以卒岁。葛宝仪偶尔会想起曾经几户人家挤在一栋房子里的时候，那时的桂花里，喧嚷，杂乱，桂花树影斑驳，带着朴素的热闹。

关于在柳如观如今这个年纪的事，葛宝仪已经记不大清了。只记得那一年全国普及身份证，她也在街道的安排下去拍了照。那大概是她漫长的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影像。照相那天，她穿了一件藏青色大衣。大衣是她好多年前买的了，珍惜且昂贵，她很少舍得穿，于是不经意间她就过了穿大衣的年纪。那次照相之后，那件大衣就被她彻底压在了箱底。

阿姐，你刚刚在想什么，这么入神的？

柳如观的声音像投入潭水的石头，在空谷间激起回音。葛宝仪回过神来，愣了愣，问，你说什么？

柳如观又问了一遍，葛宝仪一怔，盯着柳如观的脸看了很久，眼中有片刻失神，然后忽然舒展地笑道，没什么。

葛宝仪轻描淡写地移开目光，正巧看见一群喜鹊从桂花巷上方飞过，黑色的油亮羽毛，像屋瓦的颜色，在阳光里闪出柔和的阴影，就像脑海中日渐模糊的印象。

葛宝仪终于将大衣补好了。那是一件对她这个年纪的老人来说很是艰巨的任务，而她做到了。完成那天，她站在院子里，将那件大衣捧在怀中，细细端详着它深色的纹理，布满老茧的手抚过厚实的毛呢面料，阳光明媚，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

几乎是鬼使神差的，葛宝仪穿上了大衣。指尖划过冰凉的纽扣时，一种奇异的感觉在她的心底升腾。她想象着阳光下自己面前有一面镜子，灰蒙蒙的镜面反射出无限感，就像结冰的湖面，而她的身影浮动在冰下的活水中，遥远又熟悉。

那一刻，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惆怅与落寞，并很快意识到它们根源于孤独，无所倾诉的孤独。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像杜老师，在支离的记忆岛屿间漫无目的地漂泊。但与杜老师不同，她始终是孤身一人。

想了很久，葛宝仪敲开了柳如观家的门。她斟酌着开口，但柳如观在见到她的第一面，说的却是：杜老师走了。

杜老师的去世，其实并不算是一件意料之外的突发事件。十年前他便因为中风住过一次院，但在入院三个月后便吵着要回家。回家后一切照旧，只是饮食少了油辣辛腻，出行多了副轮椅，处处需要他太太照看着。

杜老师在退休前是钢厂的文员，喜欢听戏和书法，逢年过节常给街坊邻里写对联。在他退休后，杜太太便成了家中主外的。杜太太说得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在桂花里的人家间口碑很好。杜先生常常是夹杂着普通话的杭州话，但他的普通话亦然不标准，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方言都带着另一种语调。葛宝仪疑心杜先生是绍兴人，因为杜先生最喜欢绍兴的花雕酒，配上一小袋花生米，一个人优哉游哉的，可以品很久。

杜先生在初次中风后还是爱听戏，爱喝酒，爱吃花生米。但中风后杜太太便不让他喝酒了，他一开始还会闹脾气，生闷气，像个小孩子。可当他意识到无论自己如何，由妻子掌管的饮食不会有丝毫变化后，他便不再在餐桌上发脾气了。他开始顺从地接受被安排的一切，只是偶尔会无端地生气，暴躁，这时候，杜太太便会像对待炸毛的小兽般安抚他。他们很少对视，也不说煽情而无意义的话，相处的大多数时候都保持着温和的沉默。

杜老师出殡那日，是一个起风的阴天。由于桂花里的道路过于狭窄，送行的车队没法开入。裹着白色头巾的杜太太捧着杜老师的骨灰盒，在儿子的搀扶下一步步向桂花里的路口走去。她走得很慢，很慢，又或是这条路太长，仿佛抵过她半生的路途。

杜太太没有上车，而是来到上塘河边，扬起一把骨灰，撒到上塘河中。这是杜老师生前的遗愿，她还要将剩下的骨灰带回老家。

临行前，杜太太来和葛宝仪道别。她握着葛宝仪的手，像两棵相互依偎的老树，凭借虬曲的枝条攀附交错在一起。

她们或许都意识到了那将是她们最后一次的道别，但谁也没有说话。

杜太太上车后，葛宝仪回到屋内，一眼便见到了挂在窗边衣架上的大衣，厚实的毛呢表面像夜晚波澜起伏的海，透过缥缈的纱雾凝视着她。她的心也好似那片深蓝色的海，静默的海面下波涛汹涌。

杜太太被儿子接去了上海，不久拆迁的消息传来，人们渐渐淡忘了一个老人的离去。柳如观曾经几次和葛宝仪表达过拆迁的愿望，可这次，她什么也没提。唯一有一次，她望着剥落的白墙，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老啦，老啦。

葛宝仪忽然意识到，其实柳如观比她更害怕衰老。葛宝仪害怕遗忘、疲乏与卧床不起；在意着发梢每一寸的褪色；在意手背每一条青筋的纹路——这些都是衰老的细节。但她也有不害怕的细节，比如真正的生离死别。

隆冬真正到来的时候，天黑的很早，菜市场的商贩们依着古老的习俗也早早地收摊回家了。人们早早地收拾好东西，早早地乘着落日的余晖炊饭，然后度过漫长黑夜。葛宝仪也是如此。

六十五岁后葛宝仪的生活便渐趋简单和规律。早起浣衣买菜，准时的一日三餐，少油少盐，桌上常会放着一小碟榨菜或者一方腐乳。白天空闲时做些针线活，或者帮街道打扫卫生。天一黑，她便准时上床睡觉。屋子在十年前就装上了点灯，但一年开灯的次数不超过十次。就算是除夕夜也不例外。

有时她会被元日凌晨的烟火吵醒，透过屋檐上方的天空看见青黑的天幕，花火刹那升起，绽放的瞬间漫长到失真，穿行在暗夜与新年的曙光之间，残影明灭不定，像是彩色的涟漪在深蓝的湖水中荡漾开。那一瞬间她会有些恍惚，仿佛在另一个时空凝望着遥远的过去。

大年初一的早上，柳如观的二女儿带着丈夫和儿子从婆家赶来桂花里，大女儿则是昨晚便到了桂花巷。这是柳家好多年的习惯，每年除夕夜，都会有一个女儿来陪父母。她们常常是轮流来，偶尔也有一起的。有一两年葛宝仪被接到大女儿的婆家过年，回来就和葛宝仪抱怨说，余杭的方言就像天文，她还是更宁愿一辈子待在她的桂花里。而葛宝仪看着柳如观两个活蹦乱跳的孙子，那是她平静如水的生活中难得泛起的涟漪。

柳如观的先生在十年前去世。柳如观说她这辈子就进过三次病房，前两次是在生产时，第三次就是在她先生去世时。他是忽然倒地不起的，医生说是突发的脑梗，病因很多年了，像颗定时炸弹般埋在他的血管里，并选择在他六十五岁生日前一个月爆炸。他很快就被下了病危通知书。匆匆赶来的两个女儿在监护室前幽长的走廊里背对背站着，医生冷静而略带同情的声音变成缥缈的回声，连同那时的灰色粉墙与白炽灯反光，让人眩晕。大女儿身上穿着丝联厂的工装，宝蓝色，在灰白的空间中显得黯淡。

年后，生活又渐渐回归从前。

刚开春的时候，来了个年轻人，举着相机，在桂花里到处拍。主要是拍房屋，也会停下来和屋主攀谈，聊的也都是房子。人们以为他是土地局的，等他再来时便围着他关于拆迁的事问个不停。那个穿着花衬衫的青年不好意思地挠挠后脑勺，解释说自己不过是个学生，来做民居调查的。众人听后皆作鸟兽散，葛宝仪站在门前，看着年轻人的身影，落寞地想到原来自己居住的地方已经成为一种纪念，就像埋没的文物一般。钢筋水泥构筑起这座城市新的河床，桂花里成为独自漂泊的孤船，她们则是最后一批乘客，站在古老的甲板上，看着时间之流汹涌，翻卷起白色的浪花，将她们来时的痕迹吞没。

依旧是天气很好的一天。初秋，无雨，有风，吹落满地桂花，扬起尘埃。

这一年丝联厂宣布破产，柳如观的大女儿下岗。那是两个世纪的新旧之交，一切都在向一个未知的方向发展。它就像夏天的黄昏，来得缓慢，谁也说不上来是好是坏，只能静静等待。

葛宝仪忽然想起那件被压在箱底的大衣，起身去找，没有找到，却发现了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她想不起来这是什么时候的相片了，但心情平静，将它们又放了回去。

仍没有大衣的影子。葛宝仪皱了皱眉，一转身却看见挂在窗边架杆上的大衣，藏青色的毛呢表面在银白色的月光下像遥远的海面。她愣住，然后是长久的失神。夜色寂静，月凉如水。

葛宝仪恍恍惚惚地走过去，靠近，再靠近，最后将苍白的手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衣上。触及大衣的那一刻，真实的触感像蔓延至她全身，她感到自己全身都在颤抖。

她真的老了。

第二天早上，葛宝仪起了个大早，穿上大衣，到照相馆中给自己拍了张半身像，和照相馆的人约好隔天将照片送到桂花里，又去市场买了一坛米酒。路上，她看见一群喜鹊飞过屋檐，掠过树梢，像一场扬起的落花。

回到家中，葛宝仪找出昨天刚刚酿好的桂花露，开始制作桂花酒。自打那动荡的十年过去，她便再没酿过桂花酒了。手艺有些生疏，但还好，凭着旧日的感觉，她知道自己成功了。

她将酿好的桂花酒封好，送给柳如观，嘱咐她过几日再喝，并托柳如观的女儿到时候寄一壶到上海去，给杜太太。

回到屋里，葛宝仪从箱底重新找出那几张老相片。她虽然不知道这些相片是什么，但她相信它们一定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她将它们一起放进大衣口袋。

做完这些，葛宝仪如释重负地躺在了床上，静静地睡去，

葛宝仪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温暖得近乎有些不真实。她梦见许多年前一个寻常的午后，儿时的她站在门口，看着璀璨的夕阳穿过云层的罅隙，台阶下的桂花树被映照得金黄，花瓣簌簌飘落，融入满地流霞。父亲捧着借来的相机，和母亲一起，站在桂花树下呼唤她的名字……

  窗外，吹落满地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