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与邵飘萍同是民国初期新闻界的杰出代表,两人同为民国三大记者之一。在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他们通过新闻报道和评论,传递了当时社会的各种信息及声音。因此,两人的文章都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在反复阅读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他们文章传达出的热切情感,发现了二人作品的相似点,也更加加深了我对他们的“双子星”印象。
黄远生的文章篇幅长而用词简练,他的语言生动、流畅,善于运用形象化的语言和细节描写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可读性,就如《忏悔录》中的“又如镜中看花,水中看月,有花有月,实乃无花无月,俨然一息”人魂死便有如此凄凉之感,有形而无神,肉体只不是一具空空的行尸走肉。他的文章往往深入人心,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何以谓之魂死?”是他的灵魂在呐喊。“吾之灵魂,实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狱,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其二方其梏置之初,犹若槛兽羁禽,腾跳奔突,必欲冲出藩篱,复其故所,归其自由,耗矣哀哉,牢笼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冲突,皆属无效,则时时从狱隙之中,稍冀须曳窥见天光。惨哉天乎,不窥则已,一窥则动见吾身种种所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综之恨不能即死。”沉重而又痛苦,被桎梏的灵魂挣扎却又动弹不得,可以窥见天光,像槛兽羁禽般逃脱,却只看到了无数丑恶嘴脸的妖魔鬼怪,他的身体好像可以自由穿梭于大街小巷,他的灵魂却却被蛇鼠一窝、狼狈为奸的官员们吞噬禁锢,他以“毒药之毒、封豕长蛇”批判官场,以笔杆为利刃,刺中中国人的心。一开始阅读《忏悔录》时,我有些摸不着头脑,随着对黄远生经历的了解,对他急切心情的深入,文字便生动了起来,我的愤怒情绪被调动,我的精神不觉紧绷,我好像成为了黄远生,我愤恨、无奈,紧咬着牙关向世人叙述我的经历与感受。“越痛苦则越堕落,越堕落则越痛苦。”无尽的情绪穿梭时空向我扑来,随后,心如死尸般平静......我想这就是黄远生的厉害之处,沉浸于他的文章时,总能使我们感受到他的情绪,他的四字短句在文章中常用,短促而有力,给人以强烈的观感。
邵飘萍的文章则是篇幅短且用词精简,更加严谨、理性,注重逻辑分析和推理判断。如《袁求总统之位》中的“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以总统与己。”短短两句话,邵飘萍不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还把大总统之位的规则与权力清晰地解释了出来,更是通过“孙总统”与“袁世凯”的区别对待的称呼来引导大众对袁世凯即将成为大总统一事产生抵触情绪,从而达到支持“总统非皇帝”论点的作用。邵飘萍实事求是,在《十日之国务会议——北京特别通信一0五》的全篇中,他在文章开头就爆料“我国对于德、奥同时宣战之案,现已定于十三日发表”,并在后文公事采用公话,记录并归纳总结了国务院例会讨论的三个问题。他不顾威胁与劝说,执着于新闻的真实性。
同时,两人都具备极高的新闻职业素养,他们的文章都体现了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坚守。他们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注重事实的准确性,反对虚假新闻和造谣传谣。黄远生在《忏悔录》中,是这么说的“新闻记者须有四能......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他在《囍日日记》中描写的大总统就职仪式的场景足以体现这一点,详细记载了不同国家宾客的穿着、总统乘坐肩舆的类别和场馆内的样貌等,最后就连到场议员的人数,议员的占比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下来,足以体现他对准确性的要求之高。邵飘萍作品中的《选举副总统之详情》充分展现了这一点,客观叙述选举的全过程,不带自身主观看法。他用词也十分准确,如“开会后约十分钟余......第一次开票结果......开票宣布既毕......”。在《汪外交总长之交谈——北京特别通信一0三》中同样如此,以采访稿的形式清晰地写出汪外交总长的发言。
两位记者还都怀有浓厚的爱国情怀,他们的文章都体现了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对民族未来的担忧。黄远生在《忏悔录》中不仅抨击、批评了官员与官场,还在文章末尾呼吁民众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他在《少年中国周刊》发表的《平民之贵族 奴隶之平民》更是批判了民国政府的腐败之深,向大众阐述所谓的平民称号实则是贵族的保护伞。邵飘萍则有坚决反对总统变成“皇帝”的《袁求总统之位》、呼吁国民捐款填国债的《呜呼我爱国之国民乎》、急迫了解对德宣战问题的《汪外交总长之交谈——北京特别通信一0三》。两位民国初期的著名记者通过一杆笔,把热切爱国之心倾注于笔下,唯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他们通过新闻报道和评论,呼吁民众关注国家大事,共同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在阅读了部分作品后,我对两位同一时期的名记者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想了解他们之间是否有联系,可惜的是并没有搜寻到两位的交流、交往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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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吕雨佳
排版|吕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