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译之 | 议论文 | 清代白话小说古籍的收藏与散佚研究

      清代帝王对藏书尤为重视，乾隆时期是清代的藏书最盛时，《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等都是图书书目的集大成之巨作。从官府文献的收藏来说，清代的翰林院、昭仁殿、养心殿都是重要的图书收藏场所，清末学部设立的京师图书馆更是将图书文献的保护收藏进一步推向专业化，各省兴建图书馆，上海进步书局、首都图书馆都是清代白话小说古籍的重要收藏地。

      清代私家藏书楼和私人藏书家更是取得惊人发展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社会大环境和中央政府政策息息相关，这种私人藏书趋势的兴起最初可以解释为对明清之际私家藏书所遭遇严重损失的一种补偿性反弹，后期则在战争政策冲击以及新兴藏书家群体的兴起中呈现出起落回环的态势。涌现出诸如以钱谦益、吴骞、鲍廷博为代表的一批著名藏书家，不少白话小说古籍版本也是藏于私家藏书楼中，如《豆棚闲话》的瀚海楼刊本、《警悟钟》的万卷楼刊本，都彰显着私家藏书的繁盛发展态势。

      清代古籍在收藏工作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散佚问题。水火灾害是藏书楼消亡的意外之灾,其中又以火灾的威胁最大。在政治层面，文字狱的高压使得藏书活动的政治风险陡增,从而抑制了藏书楼的发展。清代进行大范围的图书清查，被列为禁书的图书数量高达3236种，这也导致了一大批古籍图书资料的无从考证。社会方向上，清代战争频发，太平天国起义、英法联军纵火圆明园、庚子事变造成社会局面的动荡不安，给古籍文献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清代白话小说发展之鼎盛，各类小说异彩纷呈，而其散佚量也颇为庞大，从清代各类白话小说的集部目录来看，散佚主要分为被列为禁书、残缺、未见、佚失四种情况，其中以未见本的散佚情况最为突出，针对未见本，也并不排除存在尚未被发现或是收藏于特殊机构、个人手中且未被公开的情况。

      清代散佚图书的持续时间长，涉及领域广，在历史演义小说、侠义小说、谴责小说、人情小说等白话小说的分支领域都存在古籍散佚的情况。

      在清代散佚的图书中，绝大部分都缺少具体的成书年代、撰者、章回数等相关信息，对于图书主要内容的概括大多是以引用《小说小话》中所记载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可供参考的内容极为有限。有一部分未见的书籍是由于针对同一白话小说出版的版本较多，在流传过程中保存下更加完备、可靠的版本，同时，结合清代白话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一部白话小说自创作完成后也会经历进一步的删改、编纂与整合的过程，如清代吴璿根据《旧本飞龙传》增补改编《飞龙全传》，在《原本海公大红袍传》的基础上又编次了《海公大红袍全传》，这些白话小说的旧版本自然就在版本的更替中走向亡佚。结合清代白话小说散佚的图书条目来看，其中的大部分小说的知名度都较低，不如《海上花列传》、《红楼梦》等作品家喻户晓、广为流传，书中所写情节对读者的吸引度较低，当时期的藏书活动中对这类白话小说的关注度较少，相应的刊本、刻本或是手抄本的数量少，后世开展的针对白话小说古籍的发掘研究工作与这些白话小说的相关度低，加上图书自身保存困难与易损坏的特性，极易走向未见散佚的结局。另有白话小说的散佚是属于写作而成的白话小说原版内容体例较少，经进一步改作后原书的内容扩大化，小说题名也进行了改动，原本与新版本合并后归于未见之列，《戏中戏七回》的未见情况就是如此，经传奇改作后与初刻衔结为《比目鱼九回》。还有一部分白话小说的散佚可以归属为部分散佚，一类是属于最初的原本不可见或已经亡佚散失，但仍存有内容一致的刊本、抄本等形式，还有是同一白话小说的不同版本收藏于不同的藏书家或是官府的不同藏书场所中，有部分藏书地或藏书家手中的古籍版本已遭到亡佚，但其余古籍版本仍然保存完好，这类图书的散佚情况相比于图书的完全散佚而言损失较小，更多的是属于古籍多版本研究与版本多样化考据的散佚损失，针对这类图书的信息记载也更加完备：《西游原旨》的原本未见，但仍存有嘉庆二十四年湖南刊本，对该书的作者、成书年代信息也均可考究；反观《禹山涂会记》之未见，没有其余可考版本，记载的与该书相关的信息极少，是否为原本的问题也存疑，只能从《小说小话》中了解到有关该书记载内容主题的少量参考。

      总体而言，清代白话小说的散佚是与清代白话小说发展的繁盛之态并行的，持续时间长，散佚的范围也比较广，基于清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与不同白话小说的所叙内容、情节编排、文字体量、写作时间等特色，清代白话小说的散佚类型与具体的散佚情况也有所不同。

      战乱对图书古籍造成的散佚程度是最高的。清代各类起义和战争频发，社会动荡不安，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文渊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庚子事变使得存放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等珍贵文献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毁亡文献数量多，规模大。

      图书在保存的过程中容易遭到虫蛀，同时水、火作为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对图书也造成了大量的损毁，据统计由明末至清，宋版书已经亡佚了近十分之九。嘉庆二年乾清宫火，昭仁殿四百余种宋元抄校善本荡然无存。古时候在没有温度、湿度控制的自然环境下，图书纸张的老化现象和速度亦是十分惊人。由于清代图书的数量大、页数大，抄书会耗费很多时间，在印本技术方面，后印本可能会发生板裂、墨水变淡之类的现象，而另刻一块板做套印本的收益又不高，导致很多小说古籍的复本较少，在原有古籍遭到自然灾害的损坏后造成散佚。

      清代白话小说创作迅猛增长的背后也不乏质量低下、内容粗糙的低质作品，以《红楼梦》为例，与红楼梦相关的增补、修订、评点版本高达三十余种，但清乾隆五十六年萃文书屋活字印本、高鹤增补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等版本留存了下来，而四十回本红楼梦、六十回本石头记等多种图书古籍都已未见，尽管这些图书古籍都是围绕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历程展开的，但其中内容的参差以及编纂整理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在流传过程中读者版本的取舍。而像《逢人笑》、《鱼服记》之类白话小说的未见之散佚也与笔者创作时的情节设计、中心思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同时，有大量白话小说被清政府列为禁书禁止出版和传播。《飞花艳想》虽存有清刊本，但其因涉及描写政治敏感的内容而被列为禁书，并没有持续流传的路径。《品花宝鉴》存有道光己酉刊本，但其被列为禁书后，清咸丰刊本已经未见，这也是图书散佚的一种表现形式。

      清代私家藏书家群体涌现，不少人自发地开展对图书的保存，收藏工作，藏书家的藏书理念不同，这其中不乏功绩卓著的藏书家，但也有一大批人是出于利益之图谋开展藏书工作，对图书保存的知识也有所欠缺。清代的藏书家石韫玉，只收四书五经经典书籍，见淫书、小书及一切与朝纲不符之书，见到即烧。毛奇龄夫人对藏书之举极度不解，认为这是“花花绿绿者胡为也”，阻碍着图书后续的保存传播。

      同时，尽管清代私人藏书发达，但私人藏书多采取封闭管理的模式，阅读范围小，传抄机会少，很多珍贵的白话小说都只是以孤本的形式由私人藏书家保存，一旦图书遭到不可逆的散佚损失，就没有了可供参考的复本，最终会导致大量图书的亡佚。

      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前后历时十年，但它不仅仅是一个搜罗书籍的样板，更主要的是它借修书为名，而删改、禁毁了数以万计的图书，总量高达2400多种，即使收入书中的图书也被“抽改”、“抽毁”得面目全非了。

      而且图书文献的编修及删毁都是建立在统治阶级需要的基础之上，清朝自康熙始，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清朝大肆推行文化专制制度，组织大量人力进行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和书籍编纂，并持续了近20年的禁书毁书活动，许多珍贵的书籍因此被查禁和销毁。

      古籍收藏是古籍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手段，也见证着特定历史时期文化领域的繁荣发展。清代对白话小说古籍的收藏主要有官藏与私藏两种形式，多以刊本、刻本等形式保存下来，有利于通过印刷技术进行大量复制，也进一步催生了后世后印本与翻刻本的大量出现。保存下来的清代白话小说古籍的版面风格、装帧方式、纸张用墨以及书中具体的文字、插图都是研究清代白话小说发展的重要史料，也是进行古籍版本鉴定工作的有力参考。例如《镜花缘》的清道光十二年刻本，其原文图像中的序部分字体与目录部分的字体截然不同，正文的二十卷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墨水浓淡差异，这一刻本的留存为清代的刻本领域研究工作提供了珍贵的图像史料。清代白话小说古籍在日本内阁文库也有大量藏本，东京保存的清代白话小说数量体系较为庞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同时，对白话小说古籍的收藏有助于开展文学作品的多版本比较研究，诸如《飞龙传》、《红楼梦》、《绿牡丹》等白话小说存有卷数不同、版本不同、所藏地不同的多种古籍本，一则是读者在阅读、传播这些古籍藏本的过程中会筛选出质量最高的藏本类型，二则通过不同藏本之间的比较阅读也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出这个白话小说古籍的历史面貌。古籍收藏将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实物或影像的形式传承下来，书写着中华文学的悠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