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中浩如烟海的经变画,代表了中国佛教艺术史上一次伟大的创造性转化。所谓“经变”,即“佛经之变相”,就是通过画像来阐释佛经具体思想内容的一种艺术形式。这种将晦涩难懂的经文转化为生动具象画面的创作方式始于南朝在唐朝达到鼎盛(由此也可见讲经与经变画的发展相辅相成,讲经的流行推动经变画的盛行,经变画的盛行亦反作用于讲经的发展),并且这一创作方式在印度佛教艺术中并无先例,是中国人独创的且具有传承久远的佛教独特传播方式,亦成为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从初唐至晚唐,敦煌经变画在艺术形式与思想内涵上不断演进,构建出一座融宗教神圣性与世俗人间性的视觉殿堂。
一、艺术形式的多元创新
敦煌经变画在艺术表现上呈现出高度的创造性,尤其是盛唐时期随着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经变画这一艺术形式也达到技艺与美学的巅峰。以莫高窟172窟《观无量寿经变》为例,通过观察画作可以发现敦煌壁画的创作有了突破性从革新。
首先表现为空间营造上的突破性。该壁画所呈现出的画面兼具宏大叙事与细节真实。壁画中西方极乐世界的主尊阿弥陀佛居于建筑群也就是画面整体的中央,起到了视觉上的聚焦效果,观世音、大势至著萨居于两侧,而身材相对较小的众神则是分散布局在周围。专家学者也指出画面采用了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相结合的复合技法,使得画面布局合理,重点突出。建筑群则是出呈现近大远小的纵深感,整体布局更是将“十六观”“未生怨”与中央净土世界并置,这种多视角的空间处理,使经变画突破了印度佛教艺术的平面局限,展现出中国绘画特有的空间观念。自唐代以来,经变画的创作技法便不断发展,衍生出了“三分构图”的画面分法,也就是人们谈论到唐朝经变画最先会想到的特点——将三种有着不同宗教含义的绘画模式融合在一起。因此像前面举例的一样,经变画中的空间布局往往呈现出以群像为主,繁杂背景元素为辅,给人以满墙壁画皆无空白的视觉效果。并且整个墙壁仅围绕一幅经变画而进行创作,使得创作更加几近完美,气势也更加宏大。
其次则是体现为色彩表现的革命性。随着经变画的发展,画面的色彩与绘画风格也不断地多元化,融合化(中原、西域、古印度等不同地域的绘画风格不断融合)。画面用色趋向五彩缤纷,用色大多以红、黄、绿、蓝、白、黑、褐为主,色彩绚丽、细致、浓重、浑厚,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画面内容与饱满的画面色彩。敦煌画工通常以矿物颜料为媒介,构建出金碧辉煌的佛国世界。以《观无量寿经变》为例,画面整体以暖红色为基调,象征净土之庄严,石绿色点缀其间形成视觉韵律,营造出“极乐世界”的华美氛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画工对颜料的选择极为考究,如避免使用易氧化的含铅白色,使部分壁画历经千年仍保持初绘时的鲜丽。
再者便是体现在人物造型的本土化。在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中,绘画者将菩萨的形象与唐代审美相结合,以丰腴体态与女性化特征打破宗教固定化范式。观音菩萨头束高髻,身披透体罗裙,其仪容直接参照长安贵妇;舞伎“反弹琵琶”的姿态,更是融入了西域胡风。这种世俗化的改造,使神祇具有了可亲近的人间温度,也使得画作更加本土化,可观赏性更加提高。人物造型本土化在使得观者能够更好理解相对应的经文内容的同时也给学者对唐代佛学以及艺术审美等领域的探索留下了重要参考。
二、思想内涵的深度融合
经变画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创新载体,更是多元思想交汇融合的重要体现。其内涵已超越单纯的宗教阐释,而是将伦理教义、政治局势以及世俗观念都融合在了一起。
在莫高窟五代壁画《报恩经变》中,《恶友品》通过善友太子与恶友太子的命运对比,隐喻“善有善报”的因果观;《孝养品》中通过须者提太子割肉奉亲的故事,将儒家孝道融入佛教叙事。《报恩经变》中涉及到了序品、孝养品、恶友品、论议品、亲近品,里面的这些图像如同视觉伦理学教材,在丝路商旅与平民信徒中传播道德准则,将伦理价值变得叙事化。
三、佛俗共生的文化特质
敦煌经变画最具魅力的特点在于其打破了佛教与尘世的界限,在神圣的佛教殿堂中注入鲜活的生活气息。并且通过壁画的形式让人们能够更容易理解经文内容,意象的抉择也使得观者能够更好地与画作产生共鸣。
在莫高窟220窟药师经变中,两组舞伎在灯楼映照下跳胡旋舞,再现了长安“西域灯轮千影合”的夜生活。这些细节使石窟不仅是礼拜场所,更成为记录中古生活的重要载体,将世俗生活在壁画中作了诗意化呈现,增加了世俗气息,让佛教经文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变得亲近可读。
四、跨文化交融的典范
敦煌经变画的演变本质上是文明对话的视觉结晶。在技法层面,它融合了印度、西域、中原等多地的美学创作技法;在思想层面,则是将佛教经文变得叙事化世俗化,使得人们更容易理解体悟。
敦煌经变画是宗教精神与人间烟火的完美共生体。它以艺术重构佛经,使得深奥的教义变成亲近易懂的视觉盛宴;以图像承载历史,将悠久历史与政治风云变幻都融于画像之中。这些壁画不仅是佛教中国化的里程碑,更是古代画师对“如何让思想可见”这一命题的伟大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