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婧涵|透过丝路，一窥人类文明

《丝绸之路》——一本“全新的世界史”。不同于大多数介绍解读丝绸之路的作品都是出自国人视角，这一本书的作者为英国的历史学家，以丝绸之路的演变发展为全书贯穿多个时期的主线，从不同视角揭露出丝绸之路发展对人类文明演变的深刻烙印以及人类文明历史演变进程对丝绸之路传播发展所形成的影响，在对丝绸之路的探索中审视历史。

该书并不局限于对丝绸之路这一通道的客观介绍，从与其相关的市场交易、宗教思想、政治变动多个角度入手分为多个章节展开叙述。彼得·弗兰科潘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场关于文化占有的深刻思考——敦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丝绸之路也不仅仅是一条商贸通道，它们早已成为全球知识经济权力角逐的场域，是东西方文明对话与对抗的见证者。

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来自英法俄日等国的探险队以各种名义相继带走大量文物文献，而中国学者却长期处于被动研究的地位，即使在1977年中国大陆学术研究开始复苏后，我国对敦煌学的研究仍然处于以爱国主义思想情感为驱动以外国学者为教育引导的状态，直到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在甘肃兰州顺利举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正式成立才开启了敦煌学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一改“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弗兰科潘的著作中虽未直接提及并讨论这一议题，但他在书中对丝绸之路作为“世界史中心舞台”的重新定位，恰恰为我们理解敦煌学的全球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这本书最富启发性的贡献，在于它颠覆了以往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并且一改传统历史学中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书写的方法。弗兰科潘将丝绸之路置于世界史的中心位置，指出这条横贯欧亚的通道“一直以来都是世界运转的轴心”。这种地理视角的重构转换，暗含着对以往敦煌学、丝绸之路相关学说中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占有单向模式的质疑。传统上，西方学界对敦煌等丝绸之路遗址的研究往往带有一种固有思维的认识模式——认为我们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东方总是带着一种神秘且未知的色彩，给人一种未知待探索的感觉，因此也会使我们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在文化交流与探索中出于被动地位，不利于文明的发掘与呈现。而弗兰科潘则试图打破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局面，将丝绸之路视为多元文明平等互动的场景。在这种视角下，敦煌文物与丝绸之路都不再仅仅是毫无生机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更成为了不同文明对话的媒介。

当代敦煌学研究中的话语权争夺也呈现出更加微妙的态势。我国学者通过大量艰苦工作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逐渐扭转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尴尬局面。然而，全球学术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学者仍处于被动落后地位。弗兰科潘在书中指出：“掌握过去的人才能掌控未来，而那些能够解释过去的人则掌握现在。”当中国学者用中文发表敦煌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时，其国际影响力往往受限于诸多因素尤其是西方在学术研究中的霸权地位——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西方媒体却频频以“新殖民主义”等无端指责阻挠。这些现象无不表明，文化占有已经从实体的文物争夺，演变为更“含蓄隐蔽”的话语权竞争。

弗兰科潘敏锐地观察到，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流通的渠道，更是思想、信仰、技术传播的网络，因此在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全书依据交易货物、思想、政治等主要几大板块被简洁明了得分为了不同章节，从多个角度深入探寻丝绸之路这一重要通道。敦煌藏经洞中的佛教经典、摩尼教文献、景教资料，证明了这一地区曾是多元文明交融的重要媒介。然而，当这些文物被分散于伦敦、巴黎等博物馆时，它们所承载的文化记忆也被碎片化了，失去了他们在那一独特历史时期中与时代背景或是其他事件、物件相关联的整体性，变成了一件仅仅是拥有古老年代的供人参观的物件。但同一件文物，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境下会被赋予截然不同的意义，而这也正是文化占有在当代的典型表现——不再是通过物理占有，而是通过学术话语中的意义重构来实现掌控。

尽管弗兰科潘在该书的创作中存在着一定局限，如作者本欲从世界史视角来作视察，但在后期创作中逐渐局限于中东与西欧地区的历史叙述，东方的其他地区几乎被隐没忽视，并且受英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作者在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中更多聚焦于宏观事件略去了很多细节性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为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既不否认丝绸之路的全球性，又尊重各地区文明的主体性。对于敦煌研究而言，这意味着既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又要勇于挑战西方中心的理论范式；既要保护文物安全，又要促进资源共享；既要发掘历史文化的民族特色，又要阐发其世界意义。只有当敦煌不再被某一方“独享霸占”，转变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时，真正的学术自由和文化理解才成为可能。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最终也传递出一个重要观念：历史解释权从来不只是学术问题，更是文化政治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占有不再表现为赤裸裸的文物掠夺更关乎到文化研究的话语权。敦煌学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更加平等、多元的全球学术生态。

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宣称“所有权”，而在于以开放的胸怀参与这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弗兰科潘对丝绸之路中心地位的重新肯定要转化为真正的知识民主，仍需各方作出不懈努力。